李书泰话 “大庸”不可置疑的文明古国 试论大庸古国的起源与演变

作者 李书泰

“庸”，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多含贬义的概念。例如“庸人”，就是没有才干、没有理想、没有智慧的人。然而在上古时代，正是一群“庸人”，建立了一个以“大庸”（大钟）为族徽和国徽的国家。大庸古国在历史上并不平庸，她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。长期以来，人们一直认为华夏文明，最早是在黄河流域诞生和发展起来的，以致春秋以后，大庸古国的历史几乎被人们遗忘，很少留下足以反映其历史本来面貌的文字记录。竹溪县学者甘启良先生说的好：“由于庸国在战国之前即已灭亡，史书上可见的文史资料很有限，难以对古庸国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，以至于人们对古庸国造成淡化或遗忘。甚至自汉、唐以来，人们谈及古庸国属地文化时，大多以‘三分天下’来解释，即：湘鄂西现隶属湖南、湖北部分归属为‘楚文化’，陕南、甘东隶属于陕西、甘肃的部分归属为‘秦文化’，长江三峡至重庆东北地带归属为‘巴文化’。”其实，大庸古国是一个横跨长江两岸、肩挑川（四川盆地）泽（云梦大泽）大地的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。故著名史学家张良皋先生说：“庸国首先肇启人文，连黄帝都不是外来户。”

经考证，在今湖南省张家界市两区两县多处留下大庸溪、大庸渡、大庸水、大庸坪、大庸田、大庸口、大庸所、大庸铺、大庸路、大庸桥、天师庸、蜡烛庸等地名以外，还留下了不少以“庸”和“国”命名的原始村寨聚落名称。如：

慈利县赵家岗乡之大庸村；

杨柳铺镇龙跃村之莫庸村村民小组；

许家坊乡芦花坪村之超庸村村民小组；

杉木桥镇清水村之雅庸村村民小组；

通津铺镇星峪村之富庸村村民小组；

永定区桥头乡伍家峪村之正庸村村民小组；

三家馆乡漩水村之二公庸村民小组；

沙堤乡沙田村之于金庸村民小组；

武陵源区合作桥乡覃家山村之下庸村民小组；

官地坪镇黄家台村之竹国峪村民小组；

汨湖乡之护国村；

沙塔坪乡六耳口村之小茶国村民小组；

河口乡西坪村之大国村村民小组；

慈利县之国太桥乡；

广福桥镇乌龙岗村之国家堰村民小组；

象市镇田家坪村之国岩村村民小组；

高桥镇高桥居委会之国阳岗村民小组；

近邻石门县夏家巷镇之观国山村等等。

这些以庸以国命名的地名，正是远古大庸帝国在其国都所在地留下的活化石，是我们打开大庸古国历史大门的金钥匙！

关于庸国疆土，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。但其前身颛頊国的疆域，在司马迁《史记》中有明确界定。据《史记?五帝本纪》载：“帝颛顼高阳者，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。静渊以有谋，疏通而知事；养材以任地，载时以象天，依鬼神以制义，治气以教化，絜诚以祭祀。北至于幽陵，南至于交阯，西至于流沙，东至于蟠木。动静之物，大小之神，日月所照，莫不砥属。”“交阯”指今天的越南，“蟠木”指今天的日本，可见颛頊帝国疆土有多大。故魏曹植《帝颛顼赞》曰：“昌意之子，祖自轩辕。始诛九黎，水德统天。以国为号，风化神宣。威鸿八极，靡不祗虔。”可谓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！

据不完全统计，今全国境内共有13处与庸国文化有关的地名（四境十三庸）：即云南建水县之哈不庸村;贵州德江县之庸州;重庆乾江县之庸州;四川成都市之庸部;湖北竹山县之上庸;湖南张家界市之大庸;河南卫辉市之鄘城,信阳市之庸墩村；安徽舒城县之舒庸城,宿州市之庸桥区,南部无为县之庸浦；山东青岛交州市之庸村;北京昌平区之居庸关等。从这些地名来看，北京“居庸关”（又曾称居庸塞、居庸县），恰在“幽陵”；云南“哈不庸村”，恰到“交阯”；四川“庸部”，恰近“流沙”；青岛“庸村”，恰近“蟠木”。这与司马迁笔下的颛頊国的四至高度吻合。由此推断，颛頊国与大庸古国很可能是同一个古国的不同称谓，或者是同一地区、前后相承之古国的前称和后称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尚书》曰：“太甲既立，不明，伊尹放诸桐，三年复归于亳，思庸(念帝道也）。”“思庸”，即所谓“念帝道”，太甲以“思庸”来比喻自己立志图强，表明要象大庸古帝一样建功立业的决心，可见大庸古国，早就被古人尊为“帝道大昌”的伟大帝国。关于大庸古国的起源，历来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目前较流行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：

一、“大踵”说

持此一说的学者认为：大庸国的母国是华胥国，大庸国就是“大踵国”。相传，某天华胥氏去一个叫做“雷泽”的地方游玩，发现一只巨大的脚印，那是人头龙身之雷神的脚印，他只需要鼓起肚子，就能发出响雷。华胥氏很好奇的踩了那个脚印一下，结果立刻感到全身震颤，回到家后就怀了孕，不久生下伏羲，子孙繁衍，发展成大踵一族，称大踵国。《春秋世谱》中的相关记载为：“华胥生男为伏羲，生女为女娲。”这恰与《山海经》所载“岐踵国”、“大踵国”、“大人国”的史迹相互钩链。据《山海经?海外西经》载：“……跂踵国在拘缨东，其为人大，两足亦大。一曰大踵国。欧丝之野大踵东，一女子跪据树欧丝”《海外东经》：“大人国在其北，为人大，坐而削船。一曰在[镸差]丘北”。又据《大荒东经》载：“东海之外，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大言，日月所出。有波谷山者，有大人之国”。《山海经》又有“长股国”、“夸父国”、“博父国”的记载，长股也好，夸父也好，博父也好，都是身材十分高大的巨人，即是巨人，必然腿长足大，故称大踵国。据《海外西经》载：“博父（国）：人，在聂耳东，其为人大，右手操青蛇，左手操黄蛇。…… 跂/大踵（国）：人，在拘缨东，其为人大，两足亦大。”今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城区白鹤嘴有雷泽坪地名，枫香岗麻空山（又名禖宫山）、天门山丹灶峰、慈利县金岩乡神坛坪三处皆有巨人足迹，俗称脚迹岩、仙人足迹岩，应是华胥生育神话诞生的物质基础。也就是说，今张家界一带是伏羲、女娲出生神话的原生点。

二、“大容”说

《庄子》曰：“北门成问於黄帝：‘张咸池之乐於洞庭之野，吾始闻之而惧，复闻之而惑。’帝曰：‘吾奏之以人，徵之以天，行之以义礼，建之以太清。’(以人奏之，以天征之，天人合德，尔乃知以春为礼，以秋为义，太清乃建)。”又曰：“黄帝闻广（yan）成子在於崆峒之上（今张家界城区戴家湾凤羽山即称崆峒山），故往见之，曰：‘敢问至道之精。’广成子曰：‘自而治天下，云气不待簇而雨，草木不待黄而落，日月之光益以荒矣。又奚足以语至道？’黄帝退，捐天下，筑特室，席白茅，闲居三月，复往邀之。”《齐桓公伐楚》曰：“尔贡包茅不入，王祭不共，无以缩酒”。“包茅”又名“苞茅”、“白茅”、“菁茅”、“芭茅”等，至今仍是古庸张家界等大武陵地区的土特产。

上文提到的“广成子”实即容成氏，亦即庸成氏。容成氏又有两种解释。一种称之为“黄帝之臣”，《后汉书》载：“容成，黄帝之臣。”也有人说容成是古代诸皇之一。《庄子.胠箧》载：“昔者容成氏、大庭氏、伯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陆氏、骊畜氏、轩辕氏、赫胥氏、尊卢氏、祝融氏，神农氏，当是时也，民结绳而用之。”近些年出土楚简中，也发现一些类似记载。有学者考证，容成氏就是庸国的先君，容成氏就是庸成氏，“容”与“庸”通用。《诗 大雅 崧高》云：“以作尔庸。”注云：“庸，城也。”《路史前纪五》云：“庸成氏，庸成者，垣墉城郭也。”朱起凤《辞通 庸》云：“容、庸同声同用。《庄子 胠箧篇》又云：‘容成氏’。《六韬 大明篇》作‘庸成氏’，是其例也。”顾实《结绳而治时代之文书》云：“容成氏即庸成氏，《穆天子传》称：‘群玉之山，庸成氏之所守，先王之策府’。”《姓氏词典》引《新纂氏族笺释》注：“容姓出自大容氏。”大容氏部落后派生出容成氏族，即传说中的大容氏“生”容氏。《春秋元命苞》云：“庸成氏八世。”《庄子.胠箧》篇又云：容成至神农氏时期，先民“甘其食，美其服，乐其俗，安其居，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，而不相往来。”注：“此十二氏皆古帝王。”容成氏世代以此为号，任氏族或部落首领。故，大庸亦可称大容。

三、“鄘国”说

即鄘、邶、卫三监之一的“鄘”。鄘即庸也。三监畔被平息之后，鄘人被迫南迁建立了庸国。故《汉书.地理志》称：“‘武王崩，三监畔，周公诛之。’迁邶、鄘之民于洛邑。”庸是三监之一鄘人南迁后的封国。武王灭商后，周武王封纣王的儿子武庚来治理朝歌，武王又怕武庚叛周，分商都畿内地为邶、鄘、卫三国，监视武庚，史称“三监”。即“殷都以北谓邶，霍都监之；霍都以东谓卫，管督监之；殷都以西南谓鄘，蔡叔监之”。新乡地处殷都的西南，自然归鄘国所辖。鄘国存在时间不长，国号是随着周公旦平“三监”而消失。知名学者甘启良先生认为：“这种说法显然从史料记载及逻辑推理上难以圆其说。庸如果是三监之一鄘人南迁后的封国，其领地既不可能一下子超过周宗姬封侯国，也不会超过秦楚之国。另一方面，《尚书．牧誓》中所点到的庸、蜀、羌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人，均属江汉中西部地区氏族部落，史称‘南方八国’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武王伐纣时的庸，应该为来自江汉西部地区。《礼记?王制》曰：‘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，千里以内以为御。千里之外，设方伯。……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，监于方伯之国，国三人。’这一制度对三监的职责说得比较明白，也就是管理千里之外的‘方伯’之国。从这里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：庸国由于参与了武王伐纣，有功于周。周为了给予嘉奖，封庸为三监之一，负责管理千里之外的方伯之国，并保留其原有的疆土。如果这样，《诗经．鄘风》关于‘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宫，送我乎淇上矣。……定之方中，作于楚宫。揆之以日，作于楚实。升彼虚矣，以望楚矣。望楚如堂，景山与京。’就不难解释。前者可以理解为庸人对周王室背信弃义的抱怨，后者则表现出庸人对故土的怀念。”我认为甘先生说的很有道理。作为伐纣功臣的部分庸人，被武王封为三监之一，“三监之乱”后，被迁回南方母国之大庸或上庸，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。

四、“上庸”说

甘启良先生认为：“庸国的都城（之一）上庸，本身也表现出庸国的古老。为何叫上庸？庸有‘城’的意思。上庸可以理解为上古之城，也可以理解为天子之城。在典籍《乐府诗集.鼓吹曲辞一》中有一首民间爱情诗歌说：‘上邪！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’意思是：苍天啊，我要与君相知相守，还要使这种相知永远不绝不衰。这里，‘上’就是天的意思，‘上庸’中的‘上’字也很可能就有‘天’、‘天子’之意。庸者，城也。上庸可以理解为上古之城，也可以理解为天子之城，上即天也。”甘先生此说亦比较到位。我曾在《以文贯史说大庸》一文中对大庸帝国的进程作了这样的推断：上古大庸帝国疆域辽阔，也许包括今两广、越南（甚至整个中南半岛）及湘、鄂、渝、滇、黔、川等广袤无垠的地域，开疆后根本无法管理，只能任其自生自灭。就连“天子”脚下的“巴民”、“楚族”也只能派自己的持节使臣去统治。熟知地理历史的人士都十分清楚，巴域是古代重要的产盐地区，而荆楚（这里所说的楚还不是后来强大的楚国，只代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，用这个概念仅图方便）则是典型的粮仓，而粮食和食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。年长日久，持节使者很少有不乘势坐大、要挟“母国”（宗主国）的。巴国的兴起正是由于它控制了大庸国的经济“命脉”食盐——即历史上有名的“巴盐”、“盐巴”。“盐巴古道”，曾经为大庸领土扩张和文化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。东进庸人则凭着沿途富饶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，高歌猛进，创造了比肩甚至超过祖国“大庸”的经济和文化。庸国子民走出“大庸”一个一个都出息了，但他们没有衣锦还乡，报效“祖国”，固守祖业的“庸人”们一天天落后于那些后起之秀。西周早期，大庸人在鬻熊、熊绎领导下一度复兴，成为协助武王伐纣的“八国之首”，但正是这次伐纣引起了周王朝的高度警觉，采取大封庸国子族的策略，一步一步分化削弱庸国领导核心和军事力量。随着楚、巴、秦等子族的纷纷独立自大，“大庸帝国”已进入“后庸国”时代。末代“庸主”不得不考虑迁都偏安。一批留守大庸北疆军事前哨的军界精英们，选择今湖北省竹山县境之田家坝作为临时都城。出于不忘故都的感情，隧将新城定名为“上庸”，故都大庸称为“下庸”。甘先生所理解的“上庸”正是这一时期古庸国的历史面貌。

五、“夏庸”说

夏朝在入主中原之前一直在崇山称伯(霸)一方,故曰“禹夏之兴,祝融降于崇山”。故《白虎通.五行》：“时为夏，夏之言大也,位在南方”。大庸即夏庸。巧在今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合作桥乡覃家山村恰有“夏庸”（又称下庸）村民小组之地名，且北有“上庸”，北为上，南为下，夏庸“位在南方”，故又可称下庸。

据田贵争先生回忆，在今永定区白龙泉地段（张家界国际大酒店附近），有一座很有名的寺庙叫白马寺，里面供奉着一座高大古老的石碑，叫“禹王碑”。

又，《大庸县地名录.协和公社概况》89页载：“插旗峪大队（有）禹王庙。”

又，清道光版《永定县志.金石志》（249页）载：“周宣之鼓，神禹之碑，历久长新者也。然其质古，并有镶刻，皆博物所毕具也，宜与邑乘并传不朽。”更具历史纪念意义的是今永定区仍有一行政区划叫禹溪乡，一自然溪流叫禹溪，一自然山体叫羽山，又叫禹山、凤羽山、奉禹山。

又《竹书纪年》载：“当尧之时，舜举之禹……祝融之神降于崇山，乃受舜禅，即天子之位。”《管子》曰：“昔者七十九代之君，法制不一，号令不同，然俱王天下者，何也？必国富而粟多也。夫富国多粟生於农，故先王贵之。”据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宋镇豪教授考证，夏商时期人口总数：夏初约略为240～270万人，商初约为400～450万人，至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左右。从夏禹国人口总数来看，最初的国土核心有可能不在河南，而在湖南，其国都很可能就在今澧水之源桑植县洞庭山，及发源今慈利县垭上、流经永定区湖田垭、沅陵县蚕忙坪的洞庭溪，与澧水之末洞庭湖之间的崇山（今张家界市）一带，即所谓“洞庭之野”。古庸湖湘地区乃天下粮仓，最有可能成为三皇五帝之都城，三皇五帝最有可能在这里建立大庸帝国，而夏禹王朝很有可能就脱胎于古老的大庸帝国。故《符子》曰：“舜禅夏禹於洞庭之野。”

又据湖南工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俊男先生考证，禹之父子均是今湖南人。他十分肯定地说：“鲧曾被分封在崇山，称崇伯鲧，张传玺等曰：崇山古代在‘湖南大庸县境。’《尚书.舜典》：‘放驩兜于崇山’，《史记.五帝本纪》《帝王世纪》：‘放欢兜于崇山，以变南蛮’，可见崇山在南蛮(湖南），或曰崇山就是中岳嵩山，大谬。中岳古称太室山，嵩山之名是汉武帝时才定的，《汉书.地理志》：‘古文以崇高为外方山也”亦可为证。若说嵩山就是崇山，处南蛮，那么三代时的中国在哪里？所以鲧之生活在湖南无疑。禹本人当然也是湖南人。”刘教授的推断很有道理，《大戴礼记?五帝德》云：“宰我曰：请问禹。孔子曰：高阳之孙，鲧之子也，曰文命。”鲧为崇伯，禹为鲧子，且受禅于崇山，故“夏之言大也,位在南方”，夏禹在崇，亦即夏禹在庸，夏庸即大庸也。

六、“大邑”说

笔者认为，自夏后启以后，大庸古国已被夏朝取而代之，大庸国很可能已经只是名义上的“祖国”了，直到商汤灭夏后才由商王将其遗族封回古庸旧都，“以延庸夏之祀”，就象周武王攻下商都朝歌后，封商王纣之子武庚于商都一样，既收买人心，又加以放范。

据考，商王都多以大邑称之，但甲骨文中之“大邑”未必尽指商都，如：“贞□大邑于庸土”。尽管有的学者识“庸”为“唐”，但即使为“唐”，也可能为“庸”之形误或借用。“庸”之地望，在今湖南省西北之大庸，即古大庸都城所在地；但如果作“唐”字来解，则在山西南部夏县一带，即唐叔所封大夏之地；不管怎么说，据它辞“方其出于唐”，此等大邑时受敌对方国侵扰，可能是王国的边地重镇。今张家界市古称大庸，城区又有古城堤（亦称古人堤），大邑与大庸乃一声之转，且是商代实力很强的一个方国。因此，大庸很有可能就是甲骨所记之“大邑”。故在殷墟甲骨文中有“新庸”、“旧庸”、“美庸”、“□庸”、“庸门”、“水庸”及“贞□大邑于庸（亦有学者识作唐）土”等字样。

从这些字样和以后庸人不惜倾全国之力参加武王伐纣的史实来看，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：庸夏先民作为掌握版筑、修堤、造城、治水等先进技术民族，在国亡家破后，很可能被商朝统治者作为奴隶驱使，专门从事修城、筑堤等繁重的体力劳动；数百年的民族歧视和劳役之苦，使一代又一代庸夏后裔长期沦为奴隶、佣人甚至囚徒，几乎完全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；由于上层统治者长时期不断地奴化驱使和贱斥愚化，庸国遗民便被一步步污化为无能无用之民，以致“庸人”被污称为无用之人！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商朝末叶，趁着商族高层的荒淫腐化，以庸伯鬻熊为首的一批庸国精英联合族内七个部落，协助西伯姬周一举打败商纣王朝，终于扬眉吐气，获得新的生机，并由其子国大楚，续写了作为南方文明古国的新的辉煌。

以上诸说看似矛盾，实际高度一致。“容成”就是“庸成”，“容成氏”出自“大容氏”，亦即出自“大庸氏”。又《史记.楚世家集解》曰：“祝，大也。融、庸音同，古通用。”《路史.后记》曰：“祝融，字正作祝庸。”可见，“祝融”也是“大庸”。而“上庸”更不用说，意思也是“大庸”，《淮南子.说山》注：“是以能上之。（上者）大也。”故至今民间尚有“上大人”之说。又《说文》曰“上，高也。”指上天、天帝。实际上，大踵也好、大人也好、大钟也好、大庸也好、大戎也好、祝融也好、大融也好、上庸也好、夏庸也好、大邑也好，都只是同一个国家的异称或同音异记而已。当然，也有字义上侧重点不同的区别：就先祖生育神话而言，称“大踵”或“大人”；就族别姓氏而言，称“大容（庸）”或“容（庸）成”；就部落图腾而言，称“大融”或“祝融”；就国家事功而，言称“大钟”、“大庸”或“大戎”；就国都位置而言，称“夏庸”、“下庸”、“上庸”或“大邑”。

总之，“大庸”二字不是一个普通的概念，它是“东方古罗马”，可与“大秦”齐名，号称“大庸”的中华南国古都所在地。故“大庸文化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。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到，历朝历代很多人研究历史都没有从文化本源上去着眼和入手，以致自觉或不自觉地抬高或矮化自己的历史和文化。“大庸文化”由于它处于历史的本源地位，早已被后起的多层文化所掩盖，自古至今还没有人悟透她的真象，破解她的密码，以致其历史文脉被阻隔，历史地位被矮化。我们发现和研究大庸文化，绝没有带着地域观念去有意抬高她的私心，而只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。

七、“大融”说

庸国究竟是容成氏所创，还是祝融氏后裔所创？祝融是远古三皇之一祝融氏，还是帝喾之火正官重黎或吴回？从诸多文献看，大庸国民应该是颛顼苗裔的分支，可究竟其国君的祖先是谁，恐怕是永远也无法得知了。但不管大庸古国的开国始祖是谁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――大庸国的起源应在夏时或更早。笔者认为，大庸古国源于远古蚕图腾部落。长期以来，我们低估了古人的科学素养，低估了他们对生命现象的认识能力。古人对生命现象充满了好奇，具有极强的观察力、思辨力和表达力。大家知道，虫是典型的象形字，活象刚丛蛋卵中浮化出壳的那个小小的生命，乍一看上去仿佛正在爬动。笔者认为“蠻”（蛮）是蚕（蠶）的初文，会意理解为吐丝的虫。“蚕”这只天降神虫，每到日神（炎帝上古虚化人物，代表南国共主）远归、天气转暖的春季，它就破卵而出，不停地采食桑叶让自己一天天长大，直到能为人类吐出备冬御寒的丝来，以至最后作茧自缚，成为一只蚕“融”（疑为“蛹”的初文）。为人类献出它宝贵的一生，真是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！然而，这么一只无私奉献、福佑人类的神虫怎么会死呢？天遂人愿，它没有死。它不会死。它终于羽化成蛾听从日神召唤飞回了天空。这一神奇的生命现象，让古人感到十分好奇，小小春蚕——这只神虫让他们产生发自内心的崇拜。他们十分虔诚而又隆重地筑下神坛，请来部落最高首领主祀，向这只“大融”（融，亦为蛹，初文应为裹在丝中的“蠻虫”。“蠻”一字二指，既代表蚕也代表蛹），尸而祝之，期望这只神虫来年春天再回人间，为他的子民再赐生命之丝，古人最早的图腾就这样诞生了。著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先生在他的千古绝唱《离骚》中，开言即说“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（古为〖虫庸〗或〖庸虫〗）”。意思是说，我是古帝高阳族三苗部落的后裔，我的高祖叫做伯庸。也就是说，他是祝融的后裔，“伯”、“祝”训诂皆为“大”。伯为长，长为大，兄为长，长兄为大。跟进推论，屈原也承认自己是以“大融”为图腾的祝融后裔。

八、“大戎”说

湘西苗族《接龙词》（古苗语称“惹戎惹笮”，直译为“喊花喊夔”，汉语简译之为《接龙词》）说：大庸就是“大戎”，大庸国亦称大戎国。苗语接龙是接“大戎（大庸）”、“大笮”。传说大戎（大庸）是湘西苗族的主要祖先。他首先发现朱砂和使用朱砂，故把大戎（大庸）接回来时，要在中堂放朱砂酒，叫“安龙堂”。大戎（大庸）是一个很强大的部落，在长江中游活动的时间相当长，上起神农下至夏禹，都是长江中游苗蛮集团的主体氏族。他们的后裔认为，从舜以后所遭到的一切不幸，都是由于祖先大戎（大庸）离开了他们之后才发生。因此，他们想把大戎（大庸）接回来。尔后“接龙”的祖宗崇拜仪式，就这样兴起而沿为习俗。又《湘西苗族》一书曰：“从舜开始，三苗中的驩兜部落融合南蛮部落，组成苗蛮集闭，世代子孙，一直在崇山生息繁衍。现在大庸县的仡庸堤，又叫古城堤，就是这一苗蛮集团的文化遗址。”一大批苗族学者都认为，祝融就是仡索。蛮左、蛮戎都是九熊后裔，南蛮中的大氏族。他们的后裔现在自称仡戎、仡索，仆程就是濮左。九熊后裔到崇山后，叫濮人，建立大庸国；后叫苗民，建立驩兜国；再后叫南蛮，建立卵民国、羽民国、凿齿民国、黑齿民国等许多小鬼国，度过夏、商、周三朝，没有遭大的兵祸，发展农耕，繁盛一时。

九、“大钟”说

据著名建筑史学家张良皋先生考证，古庸国是铸钟大国；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亦指出，庸是大钟。因此，又有学者认为：大庸国就是大钟国。经考证，恰有民间资料与之印证对接。据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沅古坪镇，民间婚俗礼仪中的《告祖词》曰：“祝融佳人伴夜郎，繁衍百国围崧梁。伯庸八祖铸钟铃，神农嫘祖植麻桑。”今崇山北麓之沅陵县北容（伯庸）乡尚有铁炉巷、钟铃巷、铸庸池、祭祝岗等地名，而且在铸钟、铸瓦、铸铃、铸钹、铸锣等铸造活动中要唱《铸钟歌》，祭祀时要唱《祭祝歌》，在《薅草锣鼓?九腔十三板?请神词》中要唱《庸人歌》，写家神词时要写歌颂祝融（伯庸）的对联：“钟铃长昭百世香火，伯庸永显千秋神明。”

据裘锡圭先生考证，庸即是“镛”，亦称“铙”，是镛口向上而末植于座上的打击乐器。当时还有“新庸”、“旧庸”、“美庸”、“□庸”的分别；豐有“新豐”、“旧豐”之称，可能是用玉装饰的贵重大鼓；壴可能是专指一种与镛配用的鼓；□可能是管乐器芋的象形初文。他还注意到甲骨文中称作“新熹”、“旧熹”的熹，以及另一个奇字□，每与庸、鼓对文，推测也指两种乐器。除以上庸、鞀、豐、鼓、竽、熹、□等七种乐器外，甲骨文中至少尚可寻出另十一种乐器名。商代的乐师，主要是由称作“万”的人组成。甲骨文有“万其奏”（《合集》30131）、“万其作庸”（《合集》31018），可见“万”熟悉有关乐器的性能，称得上是商代的出色演奏家。有一片甲骨卜辞云：万惟美奏。惟庸奏。于孟庭奏。 于新室奏。（《安明》1823＋《明续》2285）四辞同卜一事，言“万”要奏叫作“美”的乐曲，是用庸演奏么，是在孟庭还是在新室的宫廷演奏呢。《左传.僖公二十七年》引《夏书》称夏代“明试以功，车服以庸”，以车马及服饰品类示有功者的尊贵宠荣。故《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校注下?双溪桥记》（1545页）曰：“斯御也，慈人慰镐京之望，当路旌卓异之才，靡不曰：‘令哉，我良侯也！转闻天子必大庸。’侯以树绩天下，于大书特书不一书，又将昭煌青史矣。”后人以“大庸”喻“大功”，说明大庸帝国非同一般的文治武功，已经成为旌表历代圣贤伟人、英才豪杰们丰功伟绩的代名词。

清嘉庆《慈利县志.卷之八?石钟》引南济汉诗云：“制传凫氏出金镛，石室谁知有异踪。圆贮月轮天上窟，啮残狮钮古来钟。鲸鲣长借峥潺水，籁寂时鸣涧壑松。志士功名期不朽，高瞻宛对燕然峰。”

注：“凫氏出金镛”：《山海经.海内经》：“炎帝之孙伯岐生鼓，是始为钟”。《吕氏春秋.仲夏纪》：“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。......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，......”《管子.五型篇》：“昔者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，以政五钟。令其五钟，一曰青钟大音；二曰赤钟重心；三曰黄钟洒光；四曰景钟昧其明；五曰黑钟隐其常”。传说：尧舜时一位名叫垂的人所创，有学者认为钟是起源于铜铃等等。

后世古庸旧地多处出土的虎钮錞于就是庸钟的一种。錞于出土于我市境内，古代多有记载。宋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卷11载：“淳熙十四年(1187年)，澧州慈利县周赧王墓旁五里山摧，盖古冢也。其中藏器物甚多，予甥余玠宰是邑，得一錞，高一尺三寸，……虎钮高一寸二分，阔一寸一分，并尾长五寸五分，重十三斤。”《武陵记》曰：“淳于山，与白雉山相近，在辰州、武陵二郡界。绝壑之半，有一白雉，远望首尾可二丈，申足翔翼若虚中翻飞，即上视之，乃有一石雉舒翅缀着石上。山下有石室数亩，望室里虽暗，犹见铜钟高丈余，数十枚，其色甚光明。”

据《山海经.北山经》曰：“又北五百里，曰錞于毋逢之山（疑即淳于山），北望鸡号之山（疑即白雉山），其风如[C152]。西望幽都之山，浴水（疑即酉水）出焉。是有朋蛇，赤首白身，其音如牛，见则其邑大旱。”

清嘉庆《慈利县志.卷之六 纪闻》载：“宋淳熙十四年（1187），余玠宰慈利。于周赧王墓旁五里堆，得一铜錞。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，六都文童张宏铨于金刚山得铜器，形如小钟，而匾高二尺许，横一尺六寸。环在钮旁。两面共三十六齿。击之，其声清越。一齿自为一音。又据清康熙《慈利县志?卷之二?山川志》载：“伏牛山，在屯堡东北。昔有金钟伏此，现有卧牛池，故名。”可见大庸古国是名符其实的铸钟大国，称大庸国为大钟国名正言顺！

十、“祝融”说

据姜大可、尹雯轩《清同治安福县志》载：“《通志》：南楚当祝融之墟。位炎离，钟火德，故四时之气候寒少而燠多，五六月湿气上腾，楹壁间皆拭之欲流。而长江风急，寒喧亦旦夕不常，自长而北为岳州。《山海经》云：‘洞庭，帝之二女居之，出入必以飘风暴雨。’一指顾间汪洋万顷，风雨不时，俄而长烟一空，皎月千里，融和之气近袭襟裙，杜甫诗所谓‘楚天不断四时雨’也。澧属濒大湖，与岳同候。”《通志》及姜尹二人 虽未点明祝融与庸国的关系，但肯定“南楚当祝融之墟”已是了不起的发现！其实“祝”训诂为“大”，融与庸同音，庸即融演化而来，庸人就是祝融氏的后代。大庸和祝融就是一个概念。据《史记?楚世家集解》说：“祝，大也。融，庸音同，古通用。” 又《国语?周语》曰：“昔夏之兴也,融降于崇山。”又岳麓书社主编、周谷城作序的《续千字文》亦有“沅绕祝融”的记载，可见《通志》所说的“祝融之墟”就是崇山。

祝融，远古三皇之一。上文所引《庄子》载，神农之前有祝融氏。《白虎通》也说：“伏羲、神农、祝融，三皇也。”又说：“祝者，属也；融者，续也，言能延续三皇之道而行之，故祝融也。”祝融亦即古三皇之一燧人氏，因其发明钻木取火，温暖人间，族人尊其为祝融。也有学者说，祝融是黄帝的大臣。《通典》称，祝融是黄帝六相之一庸光，黄帝“得祝融而辨南方，得蚩尤而明元道，得太常而察地理，得苍龙而辨别东方，得风而辨西方，得后土而辨北方，谓之六相。”也有人认为，祝融是为帝喾管理民事和天文的两位大臣，即颛顼高阳后裔，卷章的两个儿子重黎和吴回。据《史记?楚世家》载：“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，甚有功，能光融天下，帝喾命曰祝融。工共氏作乱，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。帝以庚寅日诛重黎，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，复居火正，为祝融。”《山海经》亦曰：“炎帝之妻，赤水之子听?生言居，炎居生节并，节并生戏器，戏器生祝融，祝融降处于江水，生工共……洪水淘天，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，不待帝命。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。”又载：“南方祝融，兽身人面，乘两龙。”有学者认为，融与庸同音，庸即融演化而来，祝融就是庸国的先祖，古今大庸人都是祝融氏的后代，都是帝颛顼高阳的后裔。其实，庸楚一家（后有专论），祝融既是庸国的祖先，也是楚国的祖先。《国语．郑语》曰：“祝（指祝融）之兴也，其在芈姓乎！” 《诗经．殷武》：“挞彼殷武，奋发荆楚。罙入其阻，裒（音pu）荆之旅。有载所其，汤孙之续。” “荆楚”一词在夏商之时就已出现，但并未立国，它只可能是老牌庸国的子族。一大批苗族学者都认为，祝融就是仡索。蛮左、蛮戎都是九熊后裔，南蛮中的大氏族。他们的后裔现在自称仡戎、仡索，仆程就是濮左。九熊后裔到崇山后，叫濮人，建立大庸国；后叫苗民，建立驩兜国；再后叫南蛮，建立卵民国、羽民国、凿齿民国、黑齿民国等许多小鬼国，度过夏、商、周三朝，没有遭大的兵祸，发展农耕，繁盛一时。《湘西苗族》一书曰：“从舜开始，三苗中的驩兜部落融合南蛮部落，组成苗蛮集闭，世代子孙，一直在崇山生息繁衍。现在大庸县的仡庸堤，又叫古城堤，就是这一苗蛮集团的文化遗址。”西汉《淮南子?时则篇》：“南方之极，自北户孙之外，贯颛顼之国，南至委火炎风之野，赤帝（即炎帝）、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。”王大有在《三皇五帝时代》考证说：“祝融遂承榆罔帝号为赤帝,南方之极,自北户孙之外,贯颛顼之国，实与黄帝‘各有天下之半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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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著作者 李书泰 责编 常小靠  审核 曹明立